今年以来，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多方面调整。在预期明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情况下，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专家表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需适当扩大一些赤字，明年财政赤字率可有所提高。另外，在减税降费上也需做更多探索，持续推进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
3%赤字率红线并不适应新常态
今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6年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拟安排财政赤字2.18万亿元，比去年增加5600亿元，赤字率提高到3%。而3%的赤字率也是首次触碰欧盟“3%的国际警戒线”。
对于“3%的国际警戒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审计研究室主任汪德华认为，在赤字率上，3%赤字率红线是一个观念上的障碍。从目前情况看，3%的红线并无道理可言，与现在情况不吻合。评判赤字率是否处于合理水平，一方面要考虑财政风险，另一方面也需考虑实体经济当下的实际需要。
全国政协委员、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此前我国注重不超3%的赤字率，但在引领新常态的新阶段，有必要打破简单化、绝对化的思维框架，研究更灵活而积极审慎地掌握赤字率和防范风险的调控要领。
“2016年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做了多方面调整。在财政政策上，一方面扩大政府支出，另一方面实施减税，同时增加财政赤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今年我国财政赤字名义上是3%，但这只是预算赤字，决算时肯定会突破3%。
另外，在统计口径上，赤字历来也有“名义赤字”和“实际赤字”之别。高培勇强调，自去年1月1日实行的新预算法覆盖了四本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而目前所说的1.8万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3%，只是按照一般公共预算。同时，在统计上也应考虑到政府性基金今年发行的4000亿元专项债券。
财政赤字率可适当提高
“明年财政赤字有可能继续扩大”。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表示，要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就需扩大一些财政赤字。另外，也可把一些沉淀的财政资金重新利用起来。有些财政资金使用缓慢，主要是因财政资金有严格规定，“打酱油的钱不能打醋。”因此，要让它灵活使用变得更有效一些，让基层有更多发言权。作为高层来说，看不清某个村、某个县或某个地方到底需要“酱油”还是“醋”，所以要把财政的决定权下沉一些，这样的效果或将会更好。
贾康表示，从目前来看，财政赤字率已到3%，明年至少应延续该水平。如果有必要，适当提高一些也未尝不可。
国泰君安宏观分析师熊义明预计，2017年政府预算赤字率目标可能由3%提高至3.5%，实际执行结果可能达到4%。政府有可能在减少税费方面做更多探索，比如分步骤降低增值税税率，由现在的17%降至15%，以及对五险一金进行再次下调或整合。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此前也表示，根据在基准假设，以及不同利率水平、GDP增速和赤字率条件下，对我国政府负债率的测算，未来一段时期，将我国赤字率扩大到4%水平，仍可将2025年末我国政府的负债率控制在70%以内，并不会给我国政府带来较高偿债风险。
从财政赤字来看，汇丰银行中国区经济学家马晓萍预计，明年也可进一步扩大，政策性金融债、专项金融债等准财政工具仍有灵活度，财政扩张空间较充裕。应采取超预期、更广泛的政策为企业减负，这是实现财政政策乘数效应最大化、将经济复苏扩大至民营部门的有效手段。
持续推进减税降费
日前有会议明确指出，要有效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证财政合理支出，加大对特困地区和困难省份支持力度。
汤敏表示，积极的财政政策一定要讲究效率，要用到点子上，不能浪费。首先，基础设施投资必不可少。其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领域也应有所投资。另外，在扶贫及贫困地区上均应加大投入力度。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首席经济师祝宝良表示，在财政收支压力大的情况下，扩财政有两个思路。其一，继续采用减税办法，让民营企业活着。其二，不减税，继续扩大财政支出。明年的供给侧改革，去杠杆和去产能是重要任务，此过程也需财政支持。
对于财政资金运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明年的重点除传统扶贫方面外，要想方设法用“四两拨千斤”的逻辑去帮助相关领域投资增加。比如，在基础设施投资上能否有一些创新。“财政上拨一块钱，或用财政资金来担保，就能拉动四块钱、五块钱，甚至带动更多资金进入，光靠财政资金去投资是远远不够的，财政应起到杠杆、放大和担保作用。”
在减税降费方面，李稻葵认为，当下的重点之一就是劳动用工相关成本太高，企业压力大。除工资外，企业还要付相当于工资40%至50%的额外费用，但不少额外费用收上去后并没有用好，因此这是降费的一个重点。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金融展望报告》中也指出，要持续推进减税降费，促进经济发展和结构升级。2017年，尽管营改增等政策性减收因素仍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政增收，但减税降费仍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应有之义。继续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切实降低各行业税负；加大涉企收费基金的清理规范力度，为企业发展增添动力；加快完善高新技术企业、科技企业孵化器等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
同时，也需出台和完善相关政策，引导激发居民在智能、健康和绿色等领域的消费需求，促进消费和经济结构升级。此外，在营改增全面推开后，房地产税和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改革，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税制改革的重点。
结构性改革仍需稳步推进
当下我国经济状况总体呈缓中趋稳态势。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新动能加速培育，结构调整出现多个亮点，但经济中所蕴含的问题和风险也需进一步防范。多位专家表示，明年经济下行压力或加大，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继续推进，以稳定预期。同时，明年财政政策应转向积极的、结构性财政政策，在兼顾总需求的同时把目标放在促进结构性改革和促进公平竞争方面。
经济运行平稳中问题尚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7%。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表示，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总体处于合理区间，总态势是稳中有进。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6.7%，说明经济在连续五年下行后有企稳迹象，特别是结构调整出现不少新亮点。
“从整个实体经济增长来看，和去年相比，今年确实有一个周期性的复苏。同时，在结构方面，今年也较令人鼓舞。”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朱海斌认为，首先，在去产能方面，尤其是钢铁和煤炭有了一些切实推动。其次，从投资分部门情况看，投资表现和经济转型表现较吻合，代表新经济的IT、环保和医疗行业增速均超20%。再次，持续四年半的PPI通缩在今年结束，企业利润也由去年负增长转变到今年正增长，相应的短期内不良贷款上升速度放缓。
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看来，当下中国经济总体平稳，但在稳增长方面下的工夫太大，并不利于推动经济改革。前三季度GDP虽同比增长6.7%，但主要是依靠房地产、基建投资及地方政府负债快速上升取得的，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同时，经济运行中仍存一些问题。主要问题是投资结构不合理，呈现出“三高三低”现象。郑新立指出，其一，国有投资增速较高，民间增速低迷；其二，房地产投资增长较快，制造业投资特别是装备制造业投资增长缓慢；其三，海外投资和国内投资冰火两重天。
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认为：“如果将生产力作为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就会有过多追求投资。且为了稳增长，不顾一切进行投资的做法将会持续。我们应更多地放弃追求GDP和人均GDP增长，而更多地追求社会结构调整。”
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
对于明年，朱海斌表示，经济下行压力可能会更大。其一，结构性因素，中国结构性经济下滑目前尚未结束。其二，从周期性角度看，今年有一个短暂性周期性反弹，但这轮反弹在明年可能会结束，届时会重新进入一个周期性阶段。其三，考虑到全球不确定性，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中美贸易间短期摩擦上升，也包括中国是否会被定义为汇率操纵国。另外，在中国整体出口增速上，也会出现外部压力。
因此，在带动经济增长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目标不能只盯在创新前沿的东西上，那个量并不大。”他指出，当下所谓的经济增长新动能，基本都还在老经济或传统经济领域内。新动能体现在老经济加新体制、新机制和新技术的商业模式。为此，各种各样体制政策调整势在必行。而这些就是供给侧改革，它仍需向前推，对稳定预期非常重要。
徐忠也认为，要在保持宏观经济审慎适度的基础上，做好结构性改革。首先，大幅放宽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或可遏制民间资本在国内投资减少在境外投资大幅增加的趋势。其次，应深化中央与地方财税体制改革，促进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更健康。再次，应以强化金融监管为突破口，推进金融改革。其中有两个重点：其一，纠正现行体制下监管机构的行业保护倾向，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覆盖全市场交易报告库制度，增强市场透明度，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其二，要赋予中央银行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权。
朱海斌建议，在明年结构性改革中，有两个重要方面要做好：其一，国企改革，关键是开放准入和公平竞争；其二，在去杠杆方面，能否再出台一个针对企业债务尤其是僵尸企业的处置方案，真正推出一个可行的全局性方案。
另外，从财政政策上看，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表示，要从总量性转向结构性财政政策，到明年应转向积极的结构性财政政策。正因它的目标是在兼顾总需求时把目标放在促进结构性改革方面和促进公平竞争方面，因此，当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贯彻和落实“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事实上，当下很多政策妨碍了公平竞争。如果不能落实，大家都忙于出政策，那么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经济不确定性就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