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利息税的存废之争非常热烈。首先是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协委员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出，取消利息税以减少消费者在通胀环境下的税负压力，从而改善“负利率”状况。然后是在前一阶段当通货膨胀率连续突破央行年初所制定的目标时，有些学者和业内人士提出用取消利息税来代替央行的加息政策。三是印花税上调后股票市场出现了过度反应，人们担心政府是否会取消利息税，它对股市是否会带来新一轮的利空冲击。同时，在讨论过程中，不少经济学家对利息税的社会福利效果又作了进一步的剖析，认为废除利息税有利于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虽然各种正反意见不一，但市场对利息税本身的作用似乎出现了过高的评价。因此，这里想谈一些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1999年，中国经济受到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由于内需不足而导致经济下滑的可能性，需要有一些促进内需的政策手段。因此有观点认为，导入利息税可以直接降低老百姓的储蓄收入，有利于增强民间消费。但是，这只注意到了利息税的“替代效应”，只反映了储蓄被消费所替代的一面，而忽略了利息税的另一面特征———“收入效应”，即储蓄减少会引起未来消费的减少，消费者为了使未来不受影响，就会有意识地削减现在的开支，增强储蓄，以保证未来有足够的收入来满足开支上的需求。所以，同时考虑两股效应的合力的话，就很难判断利息税的导入是否会促进消费的增长。而事实上，我们也没有看到这样的单一效果在中国经济中发挥作用。
因此，我认为当时导入利息税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刺激内需，而是通过利息税（在我国属于一种较为稳定的税收渠道）增强了政府稳定的财政收入，在配合当时积极的财政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几年中，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维持着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这在当时世界经济的舞台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发展模式都在发生质的变化。首先，经济“萧条”时期那种以政府主导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取而代之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来配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最近促进内需的结构调整也要求中国税收体系做出相应的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不影响税基稳定的基础上，利息税的减征或免除具有时代发展的历史意义和政策意义。第二，中国税收结构的调整已经有了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厚实的物质基础，前不久个人所得税的强化和可能即将推行的利息税的停减，就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到达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所做出的调整，它有利于未来以内需主导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贫富分化问题的消除。第三，利息税的改革毕竟是一个制度的改革，除了需要一套完整的民主论证体系外，还需要使这种制度变迁所带来的波及效应控制在最小的范围。我感到这次利息税的改革，反映出政府注意到了政策时机选择的问题，即选择了当前通货膨胀率抬头造成银行存款负利率的时候进行利息税的改革，使得经济制度的改革与和谐社会的建设达到了某种统一。
当前，控制流动性过剩正在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虽然，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一直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但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效果。那么，这次停减利息税的改革是否又意味着，由于货币政策缺乏足够的有效性，我们就可以借用税收政策来完成货币政策所不能达到的目标呢？我的回答是：否！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货币政策的目标和税收政策的目标完全不一样。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保持本国币值的稳定和实现平稳的经济增长，而税收政策主要是政府通过征税获得的收入去向社会提供公共的产品和服务，或用于公民中的收入再分配以确保社会公平有序的发展。如果将这两种政策混在一起滥用，即用货币政策去实现财政政策的目标或倒过来实施，都会严重影响货币或财政政策各自的独立性，最终将失去它们的有效性，造成国家宝贵资源的严重浪费。
第二，税收体系的稳定也是政府威信树立的一个重要渠道。及时调整货币利率以保证宏观经济稳定，这是法律赋予国家央行的神圣权力，无可非议。而税收体系则应该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当然，由于目前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过高，而汇率制度在没有完成结构调整之前，很难做出大幅度调整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确实面临着严重的挑战。但即便如此，利息税也不能用来替代加息等货币政策手段。事实上，当前流动性过剩的特点是因为国际收支失衡造成了银行体系的存贷资金规模严重失衡，存款的膨胀迫使银行产生贷款的冲动，因此，即使利息税遏制了资金搬家甚至让股市的资金回流，但这丝毫也不能增强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定，反而会因为存贷规模的失衡问题得不到缓解而更加恶化中国银行体系目前所受到的流动性过剩的负面冲击。
第三，在当今全球整个利息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即便是废除利息税，其改善负利率的效果也不会太明显，对资金流动方向的影响就更弱。而且，税收政策如果承担了过多的宏观调控的任务，就有可能额外增加它的支出，而影响公共投资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效果。
总之，对于利息税改革，我们更应该理解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需要，是基于中长期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要谨防将其作为一种宏观调控手段频频使用而走入调控的误区。（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