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中央政府的高度集权，在较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央的财政收入及其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致使地方财政收入及其占比逐渐下降，尤其是经济不发达的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增幅及占比明显下降；加之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职能划分并没有真正做到明晰、合理，地方政府事实上承担着许多本该中央政府承担的职能，从而加剧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财政的困难。据调查，全国县乡村所欠的债务有6000亿元之多，每年仅支付利息至少800亿元。
制订财税政策为的是服务经济，规范经济主体行为。而左三年、右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财税政策，似乎并没有让这个美好的愿望变成现实。先是想着怎么把税收收上来，把财政“蛋糕”做大，好不容易收上来把“蛋糕”做大了，却又被我们随心所欲地“挥霍浪费”，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难怪有纳税人想方设法逃税避税，也难怪时下“减税”声声声入耳。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中国的财税政策变革走向何在？目前，各路专家学者正在出谋献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窃以为，迎着十七大“关注民生”强劲的东风，我们在制订财税政策时，一定要坚持“民生为本”的原则，多替低收入、弱势群体着想。同时，我们所制订的财税政策，对富有的、强势群体也应起到“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种效果。比如说，出台燃油税后，可否单独考虑取消私家车的过桥路费？物业税可否考虑完全放弃农村？对个人炒股开征所得税，可否考虑放弃小户股民？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